所谓公论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民意。但多数时候，民意却是由生员等造作出来，并由乡绅和生员掌控的。
朱由校对此看得很清楚明白，后世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比如雇水军造谣来操控舆论导向。
在教育普及率很低的明朝，老百姓就更容易被忽悠，成为人家手里的刀而不自知。
比如老董被焚宅赶跑，就被地方官定性为“难发于士子，而乱成于奸民”。
而在明朝后期，生员与乡宦勾结，公然篾视官府和官员，甚至凌辱驱逐的事情也不算少见。
那个先是应社，后是复社领袖的张溥，就与苏州府推官周之夔论战，生员们则起哄张贴檄文驱逐周，迫使周之夔改任吴江知县。
生员们还不罢休，又跑到吴江举行排周驱周运动，终使周之夔不安于位而辞职。
在江南，特别是苏松两府，生员们尤为嚣张，目无法纪已极。这与朝廷和官府对他们的处置过宽，往往从轻发落有很大的关系。
所以，朱由校一方面通过报纸斥责生员们的种种不法，一方面派出东厂为耳目，准备实施精准打击，用严惩以儆效尤。
现在，朱由校的底气是越来越足，不仅仅是对军队的掌控，还有各方面人才的收拢效力。
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有好几个笔杆子在摇旗呐喊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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